知己之交：石声汉与李约瑟相遇与相交

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20世纪外国人士中极有“中国缘”的一位。1943年至1986年，他先后9次访华，与郭沫若、竺可桢、胡道静、侯外庐等众多中国学者有过交往，更是与他们中的部分人结下了深厚情谊。目前，有关李约瑟与中国学者交往的研究，与李约瑟往来密切者大多已有梳理，而与李约瑟相识甚早、相交甚深的植物生理学家、农史学家石声汉尚未充分关注。

李约瑟

乐山初识

1943年2月，受英国科学委员会委派，李约瑟以英国驻华科学使团副团长兼驻华使馆科学参赞身份访华。这是李约瑟第一次到访中国。访华前，他通过与沈诗章、鲁桂珍、王应睐等中国留学生的深度接触，“已经对中国古代的科技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认为“中国文明对自然界的探究远比欧洲的更有效果，而且利用自然知识谋求人类福利也更有影响”。

访华团首先抵达云南昆明。当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已有五年。为存续教育与科研火种，诸多高校与科研机构早作南迁，如北大、清华、中央研究院、国立传染病防治所等。

3月21日，李约瑟一行抵达重庆。5月26日，他们在乐山（旧称嘉定）考察，随后几日参观了迁至当地办学的武汉大学。此时的石声汉在武汉大学生物系担任教授，同时在五通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兼任研究员。

石声汉

李约瑟在武汉大学结识了石声汉，对其教学与科研情况做了了解。他在回忆中写道：

那时，他在迁到嘉定（乐山）的武汉大学生物系任教。生物系的各实验室不在城里，而设在不远的城郊，其中包括一座石砌望楼——它是旧城墙的一部分——改成的一座出色的实验室。……我到嘉定时，耶鲁大学出身的高尚荫博士和他的同事们主持着中国后方研究非医学细菌的唯一实验室；再往山坡下走，是巧思过人的石声汉从事植物生理和病理、真菌学及农业科学教学活动的场所。

抗战时期，中国教育与科学发展举步维艰，中国知识分子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坚守科研、不懈探索，令李约瑟深受触动：“近14年的消耗战并没有剥夺单个中国人的平静与稳定。你会看见创伤和毁灭的可怕证据。……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矢志不渝，在设备缺乏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研究，开动工厂。”李约瑟当时的深刻感受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自己祖国的边远地区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执着和勇气及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乐观与豁达”。其间，石声汉的一句妙语令李约瑟记忆犹新：

当时有许多人在望楼工事旁的一条小路上走成一行，因为天下着雨，他们都打着伞，石声汉转身朝我说：“瞧，一行蘑菇在走路。”（Look, there goes a whole line of Homonycetes）

李约瑟访华时常携相机。在乐山时，他为石声汉设计、修建的温室拍下照片，“记录了烽火岁月中国科研事业的艰困”。他还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在西南各地的见闻，其中与石声汉一同前往李庄古镇的经过尤为翔实。1943年6月3日，李约瑟在日记中写道：

你可能不相信，但我是正在一条中国木船上顺流而下，从五通桥去李庄。这是由一位很有剑桥气质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安排的。他实际上正和我们一道旅行。……风停了，石博士很着急，怕我们明天赶不及在宜宾上轮船了。

石声汉设计、修建的温室（李约瑟1943年6月拍摄）

在李约瑟眼中，石声汉不仅“巧思过人”，还具有“剑桥气质”。事实上，石声汉未曾在剑桥求学，但他有留英经历。1933年11月，石声汉考取首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入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植物生理研究班攻读研究生。1936年5月，石声汉完成学业，获得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而李约瑟在剑桥求学、工作多年，对剑桥学子多有了解，称石声汉有“剑桥气质”也无可非议。李约瑟一行到达李庄后，迁至李庄的同济大学给予热情接待。多年后，李约瑟在回忆中表示，这段与石声汉同行的经历“十分快乐”。

石声汉在英国留学时并不认识李约瑟，此次乐山相见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石声汉对李约瑟的印象是“开明爽朗，不蔑视中国人，而且还很真诚地帮助中国科学工作者，想办法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有点‘世界眼光’”。石声汉所说，确有根据。1943年6月，“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成立，馆长即李约瑟。合作馆成立以后，在李约瑟的推动下，馆方推荐发表中国科学工作者论文，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经费资助，为中国学者、文教团体提供期刊、书籍、微缩胶卷等物资，以及推动中英两国科学领域交流合作等，可谓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纪念此次旅行，石声汉为李约瑟一行手书南宋蒋竹山的《虞美人·听雨》。词中“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很是应景，表达了彼此一见如故却又匆匆别离的伤感。李约瑟将词抄入日记，并从此视石声汉为知己。临别时，石声汉手书一幅立轴赠予李约瑟，内容是《礼记·中庸》中的“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后来，李约瑟及其夫人李大斐在写《李约瑟游记》时提及这段往事：

人道敏政，地道敏树。这很难译，但我还是将其译成一副蒲柏式联句：由树木的成长，最能辨识自然；从社会的秩序，可以懂得人生。表明人类社会像任何低等生物现象一样自然，即与一切超自然论者、形而上学唯心论者等形成对照。

这幅立轴被李约瑟带回英国后，长期悬挂于办公室。1977年11月，石声汉四弟石声泰随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学代表团出访英法。在英国时，李约瑟在代表团名单上见到石声泰的名字，猜测其与石声汉有亲属关系，便特邀代表团至剑桥东亚图书馆做客。石声泰在李约瑟办公室见到长兄三十多年前赠予李约瑟的字轴，既惊喜又感动，特意在旁留影。

1943年5月，石声汉书赠李约瑟的条幅

学术互动

中英科学合作馆成立后，身为馆长的李约瑟积极推动中英科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仅1945年底，合作馆就已办理中国学术机构订单333份，“提供的物资从几瓶稀有气体、染色剂、染料到阴极射线示波器、双焦距分析显微镜再到几箱光学玻璃、电动机等”。这种交流与合作在李约瑟与石声汉之间也时有发生。

李约瑟与石声汉相识后，李约瑟曾协助石声汉采购实验室仪器设备。1945年12月17日，石声汉在致李约瑟的信中写道：

有关向兄咨询植物生理实验室仪器设备一事，吾兄关切，至为感铭。……记得九月草拟仪器订单时，确已添加一条款，即弟将答谢处理订单及运送设备过程中任何协助之人及捐献实物者，于兄之帮助同等对待。至于我校如何付费，弟未得知，只有耐心等候，拭目以待。

除协助购置仪器外，还有寄赠科学资料。如，1945年12月，李约瑟赠予石声汉两册著作——《达尔文作品集》与《生命演变》。石声汉代表自己及同事“敬致谢忱”，并称“尤其喜爱谢灵顿大作，以其简明精练，通晓畅达，颇能打动读者。若早日拜读，当可省我大量徒劳之用功。懊悔之心，难以言表”。

尤为动人的是，李约瑟还亲自为石声汉译作《齐民要术概论》作了校改。1955年1月，石声汉“用着北京农业大学借给的、西北农学院图书馆所藏的，以及辛树帜院长从西北大学等处借来的（《齐民要术》）各种版本，开始系统地作全书的校勘”。1957年11月，石声汉完成《齐民要术》的校勘、标点、注释、语释工作，《齐民要术今释》由此诞生。在此基础上，石声汉应科学出版社之邀，撰写了《齐民要术概论》。石声汉将初稿油印本（原名《六世纪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初探》）寄给李约瑟，请其校对、修改。据石声汉女儿石定枎介绍，油印本“先用打字机在打字蜡纸上打出英文，再用铁笔刻写中文部分，然后用油墨在油印机上印成”，共80余页。李约瑟收到油印本后，逐字逐句细读，“从书名号如何使用、动植物拉丁学名如何标示到具体的语法、修辞甚至词语的选用，都写下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兹举一例：

原文：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

石译：Follow the high season，consi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oil，less labour will be needed to bring better success.

李译：Follow the season of Heaven，consider well the nature and condition of the soil，then and only then least labour will bring best success.

学者认为，李约瑟“对字词句段，尤其是对用词、语法、句法的精准性和适切性做了非常细致的修改”，而且其修订“极具价值”。

李约瑟修改过的《齐民要术概论》英文稿油印本封面

同时，李约瑟对《齐民要术概论》极为赞赏，并寄予很高期望。回信中，李约瑟表示：

我真无法告诉您，我是怀着何等喜悦之情，读完您的《齐民要术概论》。我们图书馆藏有新出版的关于这一课题的资料，包括您写的东西，有了您的英语论述并附有书中重要段落的所有译文，再来研究它们就极其令人感兴趣了。……我觉得这本书用英语出版时肯定会在全世界广泛发行，并且会使得各地关心农业史的人们对中世纪早期中国当时的农业规模和农业知识的程度感到惊奇！

日后，石声汉在《齐民要术概论》“前言”中，特别感谢李约瑟：“感谢他的灵感和他的鼓励，更要感谢他通过对整个草稿进行各种修订而提出的无私关怀和宝贵支持。”对于李约瑟给予的修改，石声汉“悉数采用”。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石声汉对李约瑟这位异国友人也是倾心相待。1945年，石声汉所著《生命新观》由武汉大学文化印书馆出版。不久，他即赠予李约瑟。《生命新观》阐释了石声汉的“生命观”，分“生之执着”“生之发展”与“生之意义”三篇，约17万字。石声汉将核心主旨概括为一句话，即“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连续的生命”。书中，石声汉引用了《列子・天瑞篇》中的一段话：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

当时，石声汉寻得一卷好纸，将这段话“书之其上，成为一联”，又将它译成英文写于书帧背面赠予李约瑟。这一条幅，李约瑟同样极为珍视，将它挂在书房“最注目的地方”，“凡各国汉学家和中国学者来访，都要与其品评欣赏，介绍石非凡的才能和杰出的农史成就”。

除《生命新观》外，石声汉还向李约瑟赠送过《齐民要术今释》《氾胜之书今释》等著作。在与李约瑟的通信中，也会主动告知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及时为李约瑟答疑解惑。如，1957年，石声汉给李约瑟寄去《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样书，李约瑟复函致谢，并请教《齐民要术》相关问题。1985年3月，李约瑟在纪念石声汉的文章中明确提及，石声汉的中文著作令其受益匪浅，仅《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农业史》（第六卷第二册），“引用他的中文著作不下七或八处”。

武功重逢

在石声汉与李约瑟交往中，1958年是一个重要年头。石声汉回忆：

1958年头，李约瑟向中国科学院提出，想作为科学院的客人来中国参观访问，科学院按他的希望邀请了他。到达北京后，李向科学院提出，和他合作的王铃已离开剑桥去美国，他的巨型著作后几册需要中国学者帮助，想请我去剑桥和他合作二三年，并要求来武功和我面谈。

此处的“巨型著作”，即李约瑟主持编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又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是一部英文巨著，最终出版七卷二十五册，“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文中提到的王铃，是李约瑟编撰此书最早、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李约瑟首次访华期间，在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王铃相识。1947年至1956年，王铃协助李约瑟完成《总论》《科学思想史》《数学和天学、地球科学》等多个卷章的撰写，成为“仅次于鲁桂珍协助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多的学者”（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是集体的贡献。据言，执笔撰写初稿的中国学者不完全统计就有15人，他们与李约瑟一起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直接参与撰稿工作）。李约瑟曾公开表示：“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的甚至更多的错误。”王铃之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遗憾的是，二人的合作于1957年终止。

面对李约瑟的邀请，石声汉满心欢喜，但“这显然不是他们之间的私事，在当时的体制和历史背景下，他绝对不能私下主动表示接受李约瑟的邀请，而是必须由组织上决定和安排”。此时的石声汉任职于西北农学院。当院方征询其意见时，他说：“如果组织安排我去，我作为任务完成；如果是私人找我的话，我就不考虑。”实际上，石声汉深有顾虑，“生怕又犯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1957年8月2日，他在致长子石定机的信中坦言：“院方（科学院，引者注）让他（李约瑟，引者注）来和我直接商议。我的原意是服从组织；但西农党委叫我不要将决定推与领导，我就干脆拒绝不去。”最终，石声汉没有应允李约瑟的邀请，成为彼此心中的一大憾事。

幸运的是，两人于1958年7月在陕西武功再次相见。早在1957年10月，李约瑟致信石声汉：“明年，看来我极有可能到中国逗留几个月，届时绝不会错过机会安排到武功看望您，重温在川北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日子。”翌年，李约瑟以英中友协会长身份访华。7月23日，李约瑟一行抵达武功，当晚入住水土保持研究所招待所；次日，李约瑟参观了位于陕西武功老城东门外漆水之滨的教稼台（全国唯一的一处古农业名胜古迹，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农业发祥圣地），以及后稷祠、姜嫄庙等历史遗址。是日，李约瑟与石声汉会面。因石声汉已受到批判和冷遇，“在会谈之前，领导专门找石谈话，规定了会见时的谈话内容”。石声汉提出用英文与客人交谈，也被拒绝。据言，“这次会见仅安排了两小时，会见时又有其他人员在场，可以想象两位老朋友相见时感情上的沉闷与压抑，许多想说的话也只能是‘尽在不言中’”。但在谈话尾声，石声汉还是用英文对李约瑟说了一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你这样伟大的著作，应该感谢。”应李约瑟请求，院方同意石声汉陪同参观西北农学院校园与果园。在校园里，李约瑟、鲁桂珍等人与石声汉合影，留下一份珍贵的纪念。其间，李约瑟将一本介绍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的小册子《中国的天象钟和机械钟》（李约瑟与王铃合著）赠予石声汉，并在扉页题字：“石声汉同志惠存李约瑟敬赠武功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1958年7月，李约瑟（左三）访问西农时与石声汉（右二）合影，照片中光柱下为鲁桂珍

这是李约瑟与石声汉的第二次见面，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1964年7月，李约瑟又曾访华，并到过西安。但二人错过了见面的机会。1972年7月，李约瑟访华时，从竺可桢处得知，石声汉已于上年病逝，心情“十分沉痛，沉默良久”。

深切感念

李约瑟的在华活动和学术事业，尤其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得到了众多中国学者和其他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李约瑟及其团队也始终以各种方式感恩、纪念他们。对石声汉，李约瑟及其团队成员更是多次诚挚致谢与深切缅怀。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为生物卷，其中有三个分册的扉页，提及石声汉：

第一分册（植物学分册）：谨将本书作为对陕西武功国立西北农学院植物和真菌学教授石声汉的纪念，以感谢他那激励灵感，轻松愉快的谈话，并追忆嘉定雨中的“人蘑菇”。

第二分册（农学分册）：谨以本书纪念武功西北农学院石声汉，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和大阪市立大学天野元之助。没有他们开创性的中国农学史著作，本书是无法完成的。

第六分册（发酵与食品科学）：谨以本书献给杰出的《齐民要术》注释者石声汉，不知疲倦的中国食品典籍编纂者篠田统，坚韧的中国食品和营养史探索者鲁桂珍。如果没有他们开拓性的工作，本书是不可能撰成的。

李约瑟对石声汉的学术能力高度认可。1965年底，他致信竺可桢，提出将钱宝琮、王振铎、夏纬瑛、张子高、石声汉、曹元宇、陈邦贤、范行准等中国科技史家，推荐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一分册内封上的题词

白馥兰（Francesca Bray）是英国汉学家、科技史家、社会人类学家，英国皇家学术院院士。早年，白馥兰师从李约瑟，参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二部分《农业》。她曾表示石声汉带给自己的启发是巨大的，“石声汉校释、评述的农书，尤其是《齐民要术今释》和《农政全书校注》，绝对是助我理解和研究的不可或缺的资料，过去如此，现在亦然。……石声汉等农史学家研究农业实践的物质基础，并将其翻译成文本的、可传播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根本性的资源”。

黄兴宗于1943年结识李约瑟，并成为其助手，参与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且独立完成第六卷第五分册。他在回忆石声汉时写道：“与石声汉的相遇，我得以有机会与这一领域第一流的学者探讨这些技术的科学原理和历史背景。正是我头脑深处对这些事情的记忆，激励我在1984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李约瑟的邀请，负责起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中第40章——生化技术的撰写工作。”

殊为可喜的是，石声汉去世后，李约瑟与他的后人取得了联系。1978年5月，李约瑟还与石声汉长子石定机在北京会面。石定机将石声汉遗照相赠，李约瑟表示装上镜框后，“置于东亚图书馆里永作纪念”。每与石声汉的朋辈、弟子相见，李约瑟总会谈起石声汉，敬重与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1985年2月，石声汉三子石定栩致信李约瑟，请其为石声汉诞辰80周年纪念册撰写纪念文章。时年85岁高龄的李约瑟欣然应允，撰写了一篇近两千字的文稿，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文末，李约瑟写道：“石声汉是不会被遗忘的，而我个人将最深切地一直记着他。”

自1943年6月初识起，石声汉与李约瑟便在条件允许时保持联系。虽历经波折，“但时间和空间并不能割断他们真挚的友谊”，“彼此都关注着对方的工作，深切地相互怀念着”。

石声汉与李约瑟的交往，无疑是一段动人的佳话。这段知己之交，也是中英两国科学文化的互动互惠——一方面，李约瑟借助中英两国的支持，依托中英科学合作馆在战时中国推进各项工作，实现了保持接触、供应科学物资、提供咨询、促进中国科学文献输出、协助科学人员交流等目的，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教育与科研机构、学者群体及其他各界人士，同样从文献资料、科学问题探讨、访问考察活动开展等方面，为以李约瑟为代表的英国科学家提供了关键支持。尤其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不仅将科学技术与历史学结合起来，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更是沟通中西文明的重要桥梁，是中英科技交往史上不可多得的美谈。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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